新院長與新GDP

上週有機會參加一場金融市場發展的討論,簡報人有一段有趣的說明:「金融業從業人員由95年的67萬人成長至104年的83萬人,提供社會7%的就業機會」,但他又說:「這是金管會調查各金融機構後的數字,如果依主計處抽樣統計推估,金融業從業人員近幾年都維持在35萬人」。

83萬與35萬,孰是孰非?不是實際調查統計的人,恐怕很難臆斷。不過金管會是透過業務局及周邊單位實際調查從業人數,其數據之大,應已等同統計上的母體;而主計處則以「抽樣方式進行統計推估」,照理說,精確度應不及前者。

這與四天前甫上任的新院長有何關係?倒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行政院主計長,而是與決策所倚賴的各種統計數字精確度有關,尤其是GDP的統計。

約莫四週前,新院長在內閣共識營談到今年的GDP,表示保一「恐怕做不到」;八天後在電子媒體專訪時則解釋:「GDP也許是我們在追求經濟生活改善的重要目標,但不是唯一的目標」,他又說:「GDP之外,怎麼使生活品質能夠提升,有一個安定的社會,這也很重要」,看看今年以來IMF對世界景氣的預測,也知道林揆所言不差(保一難),但GDP對我們到底具有何種意涵?「生活品質」與「安定社會」是否「GDP之外」的事?以及GDP的統計應否改善,都是有趣又嚴肅的話題。

GDP(國內生產毛額)對一般民眾而言,好像是國力的象徵,成長則喜,降低則憂。理論上言,GDP是一國境內生產最終商品及服務的整體市場價值,源自上世紀三〇年代起,原意是在衡量國家的生產力,近代則被認為是國民經濟福祉的指標。

但因許多「非最終商品」或不具「市場」價值的服務,被排除在GDP外,引發不少爭議。美國經濟學教科書常引用羅勃甘迺迪在1968年3月的一場演講:「GDP沒有考慮到兒童的健康狀況、教育品質或遊戲時的快樂。也沒有包括詩詞的優美及婚姻的堅定,……它衡量許多項目,但無法告訴我們,是什麼讓生命更有意義….」。誠然傳統GDP觀念,因創設於戰時強調供給及戰後強調需求的年代,所以衡量生產力為其主要考量,甘迺迪所說雖係競選語言,對後來經濟學者改善GDP的定義與計算卻有其意義。GDP固然沒有計入兒童健康、教育品質、快樂乃至文化之美,但一般也承認較高的GDP,有助於提供較好的生活品質及安定的生活,而且當國民生活無虞時,一些有助社會和諧的特質較易培養,「倉廩實而知禮節,衣食足而知榮辱」,古有明訓,所以「生活品質」與「安定社會」應不全然是GDP以外的東西。

在大多數情況下,GDP是衡量經濟福祉的良好指標,但不能說完美,例如週休二日、工時上限的規劃,倘所有勞工天天無休、早出晚歸,GDP也許增加,但不能因此說國民更快樂。次外,確有許多增進生活品質品味的事物不在GDP內,例如照料親人、料理家務甚至志工服務,因沒有上述的市場價值,就被排除在GDP外,所以經濟學大師山繆遜曾打趣說,一位男士與家中女僕結婚後,GDP就下降了!也因此近來才有GDP Plus的觀念產生。

新院長對GDP有正確的認識,但GDP究應如何修正計算,使GDP不僅可真正跨時代進行比較,更可以在傳統冰冷的生產力外,又能衡量真正的國民福祉,這也是新院長的比較優勢所在。尤其在此大數據時代,電腦演算能力倍蓰於前,大力改進統計的方法及各項決策數據的精確度,將是新院長上任後可影響深遠的決定,GDP「保一」只是極短期的事,為中長期建樹立基,才是功德!更何況加上一些精神層面的元素後,新GDP可能有不同的結果。

新聞出處:本文刊載於2016.05.27經濟日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