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個千萬美元的故事

前些日子參加潘文淵獎的頒獎典禮,潘君人稱「台灣半導體之父」,當年引進積體電路技術,開花結果,始有今日台積電、聯電等公司組成的台灣IC產業。當天頒獎前,主辦單位還推出一部短劇,演出四十年前(1974)在豆漿店中潘君向幾位部長說明IC產業前景的過程,其中最震撼的是幾位部長聽到整個方案要花一千萬美元時互看一眼,隨即經濟部長孫運璿起立,以堅定的語調表示「這一千萬就由我來負責」。一千萬美元現在也許只是台積電某一個人的 Bonus,但這在國家總預算不到一千億台幣的年代,聽來就有些「壯烈」。難怪同在頒獎現場的劉前院長當即表示「非常羨慕」。

民國63年已是台灣貿易穩定出超的年代,我不禁想到在台灣極度艱困時的另一個一千萬美元。1946年至1949年間台灣發生戰後常見的惡性通貨膨漲(1052倍),1948年57元舊台幣買一枚雞蛋,至1949年則漲至7,100元,此一現象於1948年9月大陸發行金圓券,並明訂兌換率為1:1,835後更為嚴重,因自大陸來台者攜金圓券皆依此兌換率取得台幣,使台幣發行量更加無法控制,通膨更加惡化。面對此嚴峻狀況,當時擔任省財政廳長的嚴家淦決定改革,但新幣制如無發行準備為後盾,對外貿易沒有外匯做基礎,改革必然失敗。然而當時國共戰爭正烈,縱有資源也會用於軍備支出,但嚴家淦廳長甘冒高層可能震怒的風險,向當時雖下野但仍掌實權的蔣總統,要求提撥運往台灣100萬兩黃金中的80%,以為發行準備,並為支持貨幣兌換另撥一千萬美元以利貿易週轉,這一旁人看來是捋虎鬚的動作,極有可能惹來身家之禍,但居然順利獲得核准,成為台灣幣制成功改革、經濟得以穩定,甚至之後政府遷台能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。我曾查索資料,但仍不能理解為何在國共戰爭的艱難期,在軍事強人的思維下,中央居然願撥付台灣省政府一千萬美元及八十萬噸黃金?只能說天佑台灣。

民國38年的一千萬美元,穩定了台灣;民國63年的一千萬美元,壯大了台灣。兩個一千萬美元,在各自所屬的年代,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源,其運用也對台灣產生關鍵性的影響。

時下的台灣,總預算規模在新台幣二兆左右,外匯存底突破4,000億美元,連「巴紐建交」案的掮客A走的佣金都超過三千萬美元,「一千萬美元」只是盞盞之數,所以問題應不在金額,而是能否在關鍵時候做關鍵的事。

不論是以往在立法院進行口頭施政報告,或是近二年來的論述或演講,我總是強調台灣有兩件最重要的事,一是產業的加值升級,二是區域經濟整合。事實上,這兩件要事也在接續推行,從簽訂ECFA到台星、台紐的自貿協定(2010-2013),從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下的三業四化到中堅企業躍升計畫(2012),都意在落實此一理念,我離卸公職後的歷任經濟部長,也都接到我繼續推動的懇託。

各種形態的FTA(自貿協定),目的是為台灣在國際經貿社會中創造一level-playing field,以取得公平競爭的機會,不要因立足點的不平等,讓台灣「輸在起跑點」;至於立足點平等後,如要勝出仍需本身的競爭力,此時加值升級的努力就不可避免。這些關鍵事務所需「推動」費用,雖然不止千萬美元,但也不致超過「巴紐建交」佣金太多,問題在於國人對關鍵時候及關鍵事務能否取得共識,這也是以往政府曾著力但顯然仍被嫌不足的地方。

OECD所屬國際PISA組織,在評量國際年輕學子學力時,曾有一句結語表達對各國的觀察:When you don’t have resources, you become resourceful,沒有天然資源的國家,勢必要努力自強、多才多藝。

台灣除人力外,欠缺一般所了解的天然資源,但在民國38年及63年兩個千萬美元的故事告訴我們,只要公平競爭、只要自我提升,在國際經貿社會勝出,早有典範在先。期望各界能理性思考,支持產業轉型、支持各種形態的自貿協定,當然也包括服貿及貨貿協議。

新聞出處:本文刊載於2015.02.15聯合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