沒有人會用核彈驅趕螞蟻，也沒有人會以牙籤攻擊恐龍，因為任何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須匹配相當。

為因應亞太洗錢組織（APG）明年實地評鑑，我國於去年12月通過兼採全球最嚴格規定的新「洗錢防制法」，並於本年6月施行。法務部更撒下天羅地網，在制訂子法時極度擴張其適用範圍，金融業者則在主管機關指導下，不計成本，積極建立防制規畫。本人在民國85年參與亞洲首部洗錢防制法的立法，對此次鋸箭式修法可能導致的社會成本及對經濟影響，甚感憂心。

首先洗錢防制不是妨礙金融交易，而是針對特定犯罪所得，摘發其隱匿或掩飾的行為，所以真正的目的是在打擊犯罪，而這些偵查犯罪的職責，本屬刑事追訴機關，金融機構（或指定的非金融事業），只是協助發現疑似洗錢行為，不宜課以成本過重的責任。由於金融機構內控完整，防制經驗較久，因此國際上洗錢早已另闢蹊徑，就洗錢原始關注的重大犯罪而言（例如：販毒、健保詐欺、人口走私、貪污等），非金融事業的洗錢管道角色日重。

本次修法，各金融機構應各別訂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，又須以「風險為基礎」確認客戶身份及加強客戶審查程序。但非金融事業之注意事項「得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，故各部會只要不去指定所屬事業（例如：汽車買賣、精品業、鐘錶業、珠寶業等），就可袖手；縱然被迫指定，也僅「得」訂定注意事項。更有趣的是，法律雖由法務部提出，但本法卻未如其他法律規定「本法之主管機關」，換言之，後續的執行，都是其他部會的事。怪的是本法第二十條卻規定法務部得設置基金，立法理由則謂是依美國之法例，殊不知美國文獻早表示該國是世界不法基金的Destination（終站），所以有許多與他國機關、被害人聯絡所需支出。試問台灣是否世界髒錢的終站？

最棘手的問題，應該是本法第七條出現兩次的「以風險為基礎」。這是翻譯國際反洗錢規範的文字，但究竟是何意義？據參與受訓的金融從業人員表示，主講者多避答此一問題，而建議洽請財顧公司協助。在時間壓力下，原本應先建立的國家風險評估，再由各機關機構依照本身的特性建立各別風險評估模式，才符合洗錢防制的本旨。結果卻耗鉅資分別委由（多係國外）顧問業者承包，至於是否合身？能否符合我國立法原旨？似乎乏人關心，而國家風險評估則迄未完成。

本次修法，法務部除儘量將責任「委外」之外，也花不少心力在PFP上（政治重要職務之人）。法律上對此名詞竟未定義，而將其範圍授權行政部門訂定，於是法務部蒐集全世界最嚴苛的規定，臚列十八款的規定，而對PFP的家屬及「關係密切之人」（close associate）則也擺出多達十六款的「關係」，可惜一般媒體只關心「小三」、「閨蜜」是否包括在內，以致討論失焦。規定如此瑣細，固然顯示法務部的用功，但只是兼採各國規定，如何將法制在地化？試問「最高法院院長會比地院法官更容易貪瀆？」、「考試委員會比地方議員更能包攬工程？」、「兩派競逐的上市公司董事間就豈會關係密切？」、「PEP加入民間團體（學會或公會）其理事長就要受風險評估？」類似問題不勝枚舉，可能官員忘了國際對PEP，風險最高的向來是外國PEP（例如：總統兒子到外國開戶必啟人疑竇）。直到2013年聯合國反貪污公約後，才將國內PEP也納入，但目前各國實務處理，仍以外國PEP為優先，國內PEP則是本國司法單位職責。至於PEP離職後，為減輕社會成本，則應有年限限制（例如：加拿大即以五年為限，歐盟規定至少一年等）。如果法務部認為官員離職後仍有犯罪風險，為何省政府首長未被列入PEP？按現行規定李登輝、郝柏村都比宋楚瑜風險大？合理乎？

總之，洗錢防制不能忘卻其原本的目的，不是強加金融機構偵防責任即屬結案。在前述法令預告期間，「台灣法學基金會」曾正式提出意見，可惜均未獲採納，值此新法剛剛起步、金融機構及被指定機構叫苦連天之時，重新審視洗錢防制法規的可執行性（林揆在8/30有相同主張），有極迫切之必要。

新聞出處：本文刊載於2017.09.18聯合報